这个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鲁迅？

　　1936年10月19日，鲁迅病逝于上海，留下遗言“不要作任何纪念的事情，忘记我，管自己的生活”。
　　但此后70年间，没人能忘记这个名字。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中“伟大的革命家、思想家和文学家”，他成了公认的精神领袖、“民族魂”。
　　今天，当人们开始反思历史时，鲁迅不可避免地成了反思的对象：鲁迅“刻薄”、“鲁迅不是大师”、“鲁迅媚日”等论调一次次地挑起争论。还原鲁迅、置疑鲁迅成了学术界潮流；青年们则开始遗忘鲁迅。
　　有学者认为，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，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；某“80后”作家更声言，21世纪还让鲁迅代表中国人，实在太落后。
　　当绍兴把“鲁迅品牌”炒得火热时，当知识分子呼吁破除“圣人迷信”时，当新一代声言“对鲁迅没好感”时，鲁迅的遗愿是否正在实现　　

　　1936年10月19日，鲁迅在上海逝世，今日已是六十七年过去。可有关鲁迅的话题，却从未冷却。 毛泽东与鲁迅都是20世纪的伟人，虽未谋面，但彼此早有了解。尤其是毛泽东，曾在不同的场合和著作中提及或评价鲁迅。

　　1934年1月，毛泽东为筹备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，住在江西瑞金金沙洲坝。 这时，冯雪峰刚到瑞金不久。一天，毛泽东来到冯的住处，风趣地说：“今晚约法三章：一不谈红米南瓜，二不说地主恶霸，我们不谈别的，只谈鲁迅。”还不无遗憾地对冯说：“‘五四’时期在北京，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、陈独秀、胡适、周作人，就是没有见过鲁迅。冯雪峰告诉毛泽东，有一个日本人说，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，一个是蒋介石，一个是鲁迅，半个是毛泽东。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，然后沉思着说：“这个日本人不简单，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，这是对的。” 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，鲁迅读过毛泽东的诗词，认为他有“山大王”的气慨。毛泽东听了，又是开怀大笑。

　　1936年，当时在上海的“托派”写信给鲁迅，对中共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及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加以攻击。6月9日，卧在病榻上的鲁迅愤然请人代笔，口授回信予以严厉斥责：“你们的‘理论’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，岂但得多，简直一是在天上，一是在地下。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，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……”（《给托洛斯基派的信》）对毛泽东们“我得引为同志，是自以为光荣的”（同上）。鲁迅提及毛泽东见诸文字者为数不多，这是十分难得的一次。

　　时隔130天，鲁迅病危，1936年10月19日早上在上海逝世，享年56岁。翌年同日，毛泽东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《论鲁迅精神》的演说。他论述了鲁迅的三大特点，即政治远见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，及由此形成的伟大的“鲁迅精神”，号召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学习鲁迅的精神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。 此后，毛泽东在一系列著作、讲话中都论及鲁迅。“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，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，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。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……鲁迅的方向，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。”

　　“鲁迅的两句诗，‘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’，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。”1957年，毛泽东发动了反右运动，数十万知识分子被打成“反革命”和“专政对象”，受到不同形式的在本质上与坐牢一样的“专政”，人人自危，成了惊弓之鸟。 在反右已风起云涌之际，是年7月7日晚，毛泽东忽然召集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。赵丹、黄宗英以及翻译家罗稷南（原名陈小航，曾任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延锴的秘书）等参加了。会上，罗稷南与毛泽东有一段关于鲁迅的对话： 毛问：“你现在怎么样啊？” 罗答：“现在……主席，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，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，他会怎么样？”“鲁迅么———”毛泽东微微动了动身子，爽朗地答道：“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，要么一句话也不说。”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《鲁迅与我七十年》一书中首先予以披露，因而“鲁迅活着会怎样”曾议论一时，据说曾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的黄宗英也为此撰文佐证。1961年10月7日，毛泽东挥毫书录鲁迅于1934年5月30日为悼念“五卅惨案”九周年而作的《无题》诗一首赠与访华的日本朋友：“万家墨面没蒿莱，敢有歌吟动地哀。心事浩茫连广宇，于无声处听惊雷。” 毛泽东晚年公开提及鲁迅已不多见。只在“文革”后期，毛泽东曾作过“最高指示”：“读点鲁迅。”这可能是毛泽东公开评价鲁迅的尾声。